大爷爷和他的烟袋锅及旱烟

郗晓波下班买菜
我对爷爷记忆模糊,留下的印象其实就是他遗像的容貌:戴着一顶瓜皮帽,留着花白胡子。但对大爷爷印象比较深。大爷爷是我爷爷的哥哥,也是我祖辈中最长寿的男性,享年87岁。大爷爷病逝时我20出头,正在外地上学,没有能参加葬礼。记忆中大奶奶早已去世;大爷爷中等个头,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下巴留着半尺长的花白胡子,蓬松而稍有散乱。听我妈说,爷爷那一辈的男人,都是从三十几岁就开始留胡须了。过去有“老爱胡须少爱发”的说法,下巴留有的胡须叫“子孙胡”,表示其子女已婚配或有了孙子辈,或许,留胡须更能显出长辈的模样。

我家的院子紧邻着大爷爷家的院子,但地势一高一低。两院之间留一道小门,出小门下十几级台阶,即大爷爷的院子。大爷爷院子的正面有两眼窑洞,他住在靠东面的正窑。窑洞被烟火熏的黑乎乎的,进门右侧即一盘土炕,炕沿边的青砖早已摩擦得黑黝黝的;炕围纸颜色黯淡,看去也是黑蒙蒙的。窗户上裱糊着的白纸已然发黄,还有几处破损。窑洞里的摆设相当简单,一个黑色的旧柜子,几个黑色的大瓮:暗与黑是窑洞的主色调。窑洞窗户台,一直搁有一本发黄的书,书名叫《名贤集》,都是格言警句之类:大爷爷粗通文字,估摸没事时也翻翻。
窑洞是人生的载体,它似乎和人一样,也是处于慢慢变老的过程之中。时间无时无刻不侵蚀人们的肌体,同时也侵蚀窑洞的肌体。似乎这样的老窑洞与大爷爷这样的老年人很和谐地融为一体。据说大爷爷年轻时性格比较倔强,但暮年时沉默寡言,不苟言笑,只是自个儿静静地做事,默默地抽烟。我常去大爷爷家与几个堂弟玩,见昏暗的窑洞里,大爷爷总是独自盘腿坐在炕边,猫着腰,像半截树桩,一动不动,只有烟锅上的火星一闪一闪的,抽完一锅,将烟灰于炕边“啪啪”两下磕掉,接着再续一锅,整个窑洞烟熏雾绕,猛一进去有些呛人。

所谓烟袋锅,就是抽旱烟用的一套器具,包括烟锅、烟杆、烟嘴、烟袋,再配有打火石和火镰。据说评价一个烟袋锅的好坏主要看烟嘴,烟嘴是整个烟袋中最值钱的东西。最好的烟嘴是用玉石或玛瑙或翡翠等制成,能够起到生津止渴的效果。其次就是黄铜或白铜;最次的就是有个出烟的孔即可,土话说“穷人的烟袋锅,没嘴儿”。烟锅好的是黄铜白铜的,其次是铁的。连接烟嘴和烟锅的即烟杆,讲究的是乌木杆儿,一般多用竹子。烟杆上都系有一个小口袋,即烟袋。烟袋或皮质的,或布制的,袋口穿一根可束口的绳线。上佳的烟袋锅即郭颂《新货郎》唱的那样:“汉白玉的烟嘴儿,乌木杆儿,还有那锃明瓦亮的烟锅来啊。”
大爷爷的烟袋锅应该算是不错的,玉石嘴,黄铜锅,就是不知道烟杆是什么材质的。就像戍边战士人不离枪似的,大爷爷亦是人不离烟袋锅,烟袋锅就像是他身体的有机部分,随身携带,朝夕相伴,如影随形,不离左右。估摸大爷爷一辈子最大嗜好就是抽旱烟;笛卡尔是“我思故我在”,大爷爷是“我抽故我在”。我如今也已步入老头的行列,方才体悟到大爷爷那时的人生困境。可以说,一个孤独的老头,抽的不是烟,而是寂寞。寂寞与孤独又是和存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那年代没有电视,没有手机,长夜漫漫,只有靠着抽烟来消磨寂寥的时光。

其实,烟袋锅这东西在乾隆爷那会儿就时兴了,彼时著名的大人物纪晓岚就嗜烟如命,绰号“纪大烟袋”。据说他的烟杆近2米长,烟锅像小碗,一次装下三、四两烟草。他的一锅烟,能抽着走几十里路。当然,这确实有些夸张了,民间总习惯于神化大人物,以为他们天天用牛奶洗脸,拿手绢擦屁股。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。村里的时尚总是来得慢许多年,等抽烟的风气传到村里时,大爷爷他们这一辈已经达到了顶峰。那时村里的人们抽旱烟很普遍,不但老头们离不开烟袋锅,很多老婆婆也举着一根大烟袋锅。村里的时尚虽然来得慢,但是去的也缓。

和大爷爷一条巷子住着五六户人家,几乎所有的老头都是大烟筒。那时的男人老得快,说是老头,也就是五十左右,但总是佝偻着腰,圪皱着眉,一副老态毕现的模样。尤其冬日,穿着黑灰色大棉袄,腰间扎条带子,腰带上必然插上一根烟袋锅,成为农村老头的经典形象。那时村里经常有宣传队演《老两口学毛选》,老头全是这般装扮。常见几个老头圪蹴在前街五道庙门口,不多交谈,都举着一根烟袋锅,只听“吱叭、吱叭”的声音,吞云吐雾,气势如虹。抽完一袋烟,把鞋底翘起,“啪啪”两下,磕尽烟灰,再装一锅继续抽,抽得有滋有味。
烟袋锅原就是人间烟火,却更丰富了村民的生活。地里干活累了,随便坐在田间地头,顺手掏出烟袋锅,一锅接着一锅地抽,就像倚马可待之才子作文,文不加点一气呵成。烟民的口头禅即“饭后一袋烟,胜似活神仙”。这话不免有些吹嘘,无非是说饭后抽上一袋烟,是一件非常惬意快乐的事罢了。当年我在生产队劳动,早晨总是将饭送到山垴地里去,见许多老头都有这个癖好,刚吃完一沙锅糁,手即刻就从腰里摸出烟袋锅,互相也不问答,各自点着一锅烟默默地抽着。一张张皱纹纵横交错的脸,笼罩于烟雾中,都像是在沉思默想的乡村哲学家。

或许是见惯了大爷爷端着烟袋锅的形象,似乎觉得那一根长烟袋锅俨然就是长者身份的象征;年轻后生若是端着一根长烟袋锅,倒觉得不伦不类,颇觉别扭。那会儿晚上生产队经常开会,但无论大会小会,凡有老头发言,总是先将烟袋锅朝鞋底磕磕烟灰,咳嗽两声,清清嗓子,才开始说话;讲到眉飞色舞时,很自然地用烟袋锅指指画画,以烟袋锅助说话。开会时和一群抽旱烟的老烟民挤在窑洞里,烟雾缭绕里,咳嗽吐痰声中,屡屡有妇女表示抗议,你们能不能少抽点!但老头们与但丁心有灵犀,总是一副“抽自己的烟,让别人去说吧的坦然神色。
那会儿虽然打火机还是稀罕玩意儿,但火柴已经普及了,可大爷爷抽烟还经常使用打火石和火镰。不知他是不是舍不得买火柴。所谓打火石就是燧石,火镰即锻造成状似镰刀的铁条,用火镰用力擦砍打火石,会产生火花,点燃火绒,以用来点烟。我那会儿看大爷爷用火镰取火,觉得很有趣,就手痒欲试。大爷爷说,那你试试。我拿火镰用力擦砍打火石,就是冒不出火星。大爷爷微微一哂,拿过火镰,用力猛击打火石,“嚓嚓……”几下,就将蓬松的火绒点燃了,随手摁在烟锅上,用力抽一口,烟锅亮起一个红头。然后回头对我说,这东西不好用。

大爷爷抽的烟都是自己种的旱烟,他曾有两个院子,解放前将后街的院子卖给同族的兄弟,但保留了院门前的一小块地,专门用来种旱烟。那年代虽不允许个人有自留地,哪怕房前屋后;估摸大爷爷年事已高,故而没有谁与他计较。秧苗,栽种,都是他亲历亲为。一小块地里种着几十株烟苗,我记得那烟茎有三四尺高,烟叶子硕大,粉红色的花朵,蓬勃的生长气势覆盖了茎下的泥土,散发着一种浓浓的辣味。经常见大爷爷在烟地里打掐烟叶。秋天收回烟叶,晾在院里,而后扎成若干捆,吊于厨房高处储存起来,需要时取下一捆来,揉碎即可吸用。

那时候纸烟已经很普遍了,但大爷爷一直抽他自种的老旱烟。问他,他说纸烟抽着没劲,不过瘾。我说,你这旱烟抽着到底是什么感觉?大爷爷说,你抽抽。我抽了一口,哇,很呛很辣还臭!大爷爷神秘地笑了,估摸我被呛到的模样很好笑罢。后来见作家梁实秋称旱烟为毒草,有时候很纳闷,在纸烟没出现之前,农村老人都是抽旱烟,为啥感觉他们很少得肺病?最不理解的是不抽烟的人得肺癌走了,而抽了一辈子旱烟的烟民却活到高寿。或曰,伟人毛泽东邓小平抽了一辈子烟谁也没得癌症,周总理一辈子不吸烟倒得了癌症。估摸谁也说不清缘由。
大爷爷离世已经几十年了,烟袋锅也随他们这一辈人离世亦消失了。大爷爷那根烟袋锅,最终不知归结于何处,几十年了,没有谁再提起它。烟袋锅确实是老古董了,它无声无言,只是安静的盛放着大爷爷他们的日常;它为村民的需求而生,也在岁月的流逝中慢慢衰老,逝去。当我重新记起大爷爷的烟袋锅时,发现旧时的这些日常生活器物,就像一个时光开关,把往日封存的生活场景悄然打开。那根玉石嘴、铜烟锅的烟袋锅,很简单,无非一抽烟的器物;但又很复杂,因为它带着熟悉的味道,带着温馨的时光,是我经常有感于心的一点念想……